【梦男黄江】过春天
我是昨天才知道我原来有一个远房表哥，现在在北京做媒体生意，据说干得风生水起。我妈跟我说，要我去投靠他，少走20年弯路。 我妈的说法让我很想笑，我表哥是要包养我吗？还少走20年弯路，我第五年就能把他吃穷喽。但是在大城市形单影只的确实不好打拼，多一个亲戚也是多一分照料，我权衡了一下，还是打算去北京找他。 表哥工作的单位叫京城时报，这个单位在北京媒体圈很有地位的，所以工作环境也很好。我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大单位，动作都比以往拘谨些。他们见到我，问我找谁？我从旧皮包里战战兢兢掏出一张旧照片，照片的背面写着两个被晕开了的圆珠笔迹： “黄——三什么？” “黄江？” “噢，对，应该是黄江……就是黄江。” “好，不过你得稍等一下，黄老师出外勤呢，等半个点儿他应该就能回来，你先在这儿坐会儿。” 对方的老京腔让我感到格外陌生，于是巨大的乡愁又堵住我的胸口，孤独感倾盖而下，把我打成个影子。我抱着包坐在角落里，看着来来往往的那些员工的鞋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渴望见到这个活在我妈形容词里的黄江：独立、胆大、心细，还有出名。 “半个点儿”之后，黄江真的回来了，他风尘仆仆以至于我压根儿没把他认出来，还是有人突然叫我一声，我过去，看见一个乱糟糟的东西，才意识到原来黄江已经从我面前溜进来了。 “乱糟糟的东西”，这就是我见到他的第一印象，因为在这个干净体面的办公室里没有人会比他更脏更凌乱，在我皮包里这张干净体面的相片里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不修边幅，叫“东西”是因为他脏得简直不像个人，他身上扬起来的土让我见他的第一面就打了个喷嚏——然后他说：“是不是感冒了？北京是比广东冷点儿。” 你看，家乡的魅力就是神奇，尽管他说的都是普通话，但只要听他提起“广东”两个字，我就觉得格外亲切。那一秒钟，我确信这个“乱糟糟的东西”就是我的远方表哥。 那天起我住进了黄江的家。他家大概有一百平米左右，比他出过外勤的脸干净得多。我非常满意这个住所，但毕竟是人家的家，我小心翼翼地把我带来的东西一点一点塞满我短暂“租赁”的那片角落，盯着逐渐熟悉起来的装潢，我相信自己的前途将会一片光明。 结果第一天晚上我就改变了主意，因为第一天晚上凌晨三点多，黄江突然把我从温暖的被窝里拽出来，要我晋级陪他去做一个采访。原本他有自己的徒弟，听说该徒弟任劳任怨，不管师父什么时候需要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都能不眨一下眼。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勇气可嘉的小徒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击倒了。于是这场“上刀山、下火海”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我这个远房亲戚的肩上。 “需要我做什么？”打了个哈欠，我搓搓险些冻僵的手问他。 “会写字吧？”黄江问我。 “？会啊。” 于是黄江把一本封皮被磨掉点颜色的牛皮本推到我怀里：“把你看见的、听见的，全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就行了。” 我抱着莫名其妙多出在我怀里的带着黄江余温的本子，支支吾吾应了一句“嗯”。 那天凌晨很冷，特别冷，冷到我都忘记具体有多冷了，只记得当我抽出被冻僵的几根手指努力在牛皮本上写下今天的日期时，我自己都看笑了：那字比我这辈子写过最丑的字还要抽象，我怀疑我严格的表哥看到了会不会把我逐出家门？不过没办法，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人能做的比我更好了。我翻了前几页，有几页里黄江的字也是这样的，我看了偷笑。 而黄江就站在我的面前，像一堵墙，风雪不袭。 黄江问我：“新闻三要素是什么？”我回答：“时效性、客观性、传播途径。” “六要素呢？”“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过程如何。” “我们现在呢？” 我说：“我和你、凌晨三点、北京、为了看南归落队的大雁，过程是你把它抱回来——我们要养着它吗？” 而黄江低头轻轻吻了一下那只被冻僵的大雁的头，平静地跟我说：“其实本来是在这里蹲一个假药交易点，但是他们提前转移了，没有办法，只捡到这只大雁。你看，新闻和生活一样，都是这么变化莫测。” 我在零下十几度的北风里仓皇地写下他说的话：大雁、新闻、变化莫测，还有他怀里的大雁。我记得歪歪扭扭，我的字和大雁翅膀上的羽毛一起颤抖，他们都被北京的冬天温柔地爱着，北京温柔的爱抚过它们的身体，留下我在风中狼藉。 你见过捡大雁的黄江，就很难再去接受逛红灯区的黄江了。他会打扮得和那些小姐一个频率，不是说他会穿丁字裤、戴兔女郎发箍，而是说他会穿一些平常不舍得穿的衣服，让它们染上最世俗的香气，把自己化作一个没有生命的移动探头，在所有的阴渠垢尾舍身潜入。 黄江身上总是有种让我难以琢磨的气息，他一会儿像师长、一会儿像神父、一会儿又像社会底层蒙受苦难的子民之一，可无论他像哪一个，就是不像我的远房表哥。我跟他之间永远找不到那一缕将我们勾连起来的血缘关系，因此我总有一种幻觉，好像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在他身边，这种感觉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总以为我也会像我的猝然到来一样，再猝然地离开。 黄江摆着手，要我递给他一支烟。扮演这种角色的黄江抽起烟来也喝以往不一样，烟花柳巷的各色灯光只来得及照亮他一侧的脸庞，我递给他的烟被分成三段，只有一段暴露在灯光里，头的那段在夜深人静里偷偷燃烧，而尾的那段被黄江含在嘴里，唇珠摇动，连带着那节暴露在光下的线段上下起伏，那温柔的弧度，像掀起情人的面纱。 我有时候又会突然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样子，灰头土脸的黄江，反而给人一种容易亲近的感觉。人是一种很狡猾的动物，交往的时候需要寻求一种权力上的“特权”，才能获得安心的感觉。我见黄江的第一面，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于是我的权力被悬置在空中，不上不下，我和黄江的距离也是一样，不远不近。我也抽出一支烟，叼进嘴里，我的烟头去寻他点燃的那只，火光蔓延的瞬间，我看见我们近在咫尺，黄江眉眼低垂，不怒而威。 那短暂的一刻仿佛在我心头泼下一盆冷水，当我被浇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陷入泥潭，不知什么时候，我如此在意我同他之间的距离。我们头挨着头点烟的时候，他的目光将我推出千里之外。 我一直以为“远房亲戚”只是一个指代称谓，现在才知道，原来是真的很远。 我没有他那样可以随时随地熟练地扮演一个性工作者，因此当男人们向我凑上来的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把人推开，结果就是：被我推开的男人们很快找到角落里的黄江，当他们一脸yin笑地包围黄江时，我能清楚地意识到我的脸一定是绿的。 黄江倒是游刃有余，他被一群男人包围住，我在外面都看不见他，扒开人群走进去的时候，才看见他正攀附在一个男人身上，目光中没有感情，也没有其他内容，他嘴里的烟还没吸完，那是我递给他的；烟上的火花勤勤恳恳地燃烧着，白色的烟雾静静地维持着两人之间的距离，像一柄钢尺。 男人们都喜欢他这样的目光，带点不流于世俗的冷漠、和恰到好处的天真，他们惯会觉得自己有能力填满那对空白的眼珠，以为自己可以拥有这个人的身和心，然后掉入陷阱、被美杜莎的眼睛变成石像。 黄江是一条安静的毒蛇，他不动声色、绰绰有余，我伫立在外，不进不退。 那天我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黄江很狡猾，他跟男人们说这样有情趣，于是我大摇大摆地端起相机，拍下这醉生梦死的一幕，黄江是镜头的焦点，可他又始终游离在镜头以外。 我从不知道一个记者可以伟大到这种程度，黄江一点也不在乎那些男人摸他的大腿、肩膀甚至屁股，有几次我都要冲上去动手，却被黄江再一次不动声色地推出去。原来舞台在此，而我在彼，我从没有走上舞台的资格。 可我却是他唯一的观众。 黄江把男人们哄得蠢蠢欲动之后，说要去拿什么“道具”，于是拉着我走出房间，立马锁住了房门。他冲我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然后拉住我的手跑在红灯区以外的大街上。我的心思还停留在镜头中他的大腿上，下一秒，那条大腿出现在相机的虚影里，我从虚影里捕捉到真实，不知不觉拍了很多张照片、费了很多带胶卷。北京的寒夜里我们像两个难民，难在他衣冠不整、我精疲力尽，而他却在这样的“逃难”里开心得像个孩子。我下意识端起摄像机却聚不上焦，为此我难过得也像个孩子。那时我幼稚地想：如果我错过这一秒，恐怕再也没有下一秒供我拍摄了。可下一秒我依然拍不到他，他跑得那样快，比镜头更快、比我的目光更快。 我们跑到一个花园里，他痛快地喘息着，一屁股坐倒在草丛里，拉着我躺下。酣畅淋漓。我看着路灯底下的小飞虫，他看着我。那些小飞虫总是在有光的地方盘旋，黄江告诉我，人们也是这样的，其实有光的地方就那么一小片，黑暗更大些，但没有人会想去黑暗里看一看，那样很不安全。我说，那我们为什么还来呢？他说，记者就是干这个的。 “咔嚓”，我给他拍下照片，照片里的他被路灯照亮一半，若隐若现。我说黄江，我一辈子也看不清你的样子，他笑了，拉住我的手，贴在他的左脸。透过这冰凉的温度他问我：“那现在呢？” 我不知道他是还在戏里、还是有别的打算，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其他可能，我的心跳得很安逸，有种要猝死的安逸。我看着他想从他眼里看出一丝戏剧化的效果，可他始终没有破局。于是我问他：“现在我要亲你吗？”他又笑，没说话可我知道他笑我傻。我一动不动，他凑到我身边，我闭上眼、睁开，才发现他只是叼走一根我塞在上衣口袋的玉溪烟。我xiele气，重新倒在草地里，他叼着烟大笑，玉溪被他的动作挑逗得上下翩飞，像在起舞。 我说：“你要的照片，我全部给你拍好了，回家你挑几张好的，想刊登在哪里就刊登在哪里。”他笑话我：“这照片一出版，有多少人以为我真是干这行的呢？”我说没关系，照片会给你虚化处理的。他说，可你那里不会。我很正义凛然：“你如果不想，我当着你的面删掉。”可他突然站起来，说走吧。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不解风情。 那只大雁其实还在我们家。它掉了队，我们只好把它养着，等来年春天再带它去找家人。这几天这只大雁在我们家，一会儿像狗，一会儿像野鸭。 过年的时候我跟他说：“老不死的又长大了。”“老不死的”是我们俩给大雁取的名字，来源于我们俩抱着大雁回家的时候，路过一个巷子，巷子里卖杂货的大爷养着一只八哥，一看见我们就说：“老不死的、老不死的”，我们听了很有趣儿，于是给我们的大雁取了这个倒霉催的名字，希望它有这样一个名字，能抵消掉今后的苦难、健康长寿。 黄江说，再长大一点，就要放它回家了。我说不清楚他是否对老不死的还有不舍，他这个人，除非特定的敏感时期，小情绪是不会外露的。我问过他，他说是为了在外采访时不露怯。可是我看见他给老不死的喂食时，每天都偷偷藏起一粒。我猜他还是舍不得，拗不过时间，只好不让它长大。 北京的二月份很冷，我睡觉的时候，有时老不死的会偷偷钻进我的被窝，我也不拦着它，跟着黄江的这几个月，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天寒地冻是什么滋味，我看着老不死的，它也睁着圆圆的眼睛看我。这大雁有灵性，它知道我有好生之德，舍不得让它走。 偶尔钻进来的也不是大雁，而是人。我问黄江，你跑进来干嘛？他双眼紧闭像在自闭，低头半天支吾出来一个“冷。” 嗯，冷的时候，连人说出来的话都是冷的。 我也不说什么，默默地张开双臂揽住他。他睡觉的时候习惯穿一套棉质睡衣，上面印着小熊花纹，他说这是他那个实习生送给他的。我听了总是不高兴，手从他后背滑下去，很不好心地掐一把他的屁股。 黄江的屁股触感很好，因为久坐，所以很软，捏起来很安心，所以我多揉了一会儿。黄江不愿意了，要把我推开，可推开以后又很冷；他背对着我，悄悄地往我这边蹭，我看出他的小心思，从背后把他抱住，吻他的颈窝，吻得他笑开眼睛。 黄江这个人慢热，我不知跟他厮混多久，才混熟到这个同床共枕的程度。也只有到这一步了才感恩自己和他的血缘关系，黄江这个人很传统的，他觉得人和人之间都是短暂的，只有血缘关系给人们上了一道锁，他因为这个才敢跟我亲近。我问他：“是因为你那个实习生走了吗？”他不说话。他不说话我也知道是的。 他的小实习生，跟了他两年，从没学历没背景的苦学生被他带成了正式员工，还拿了头版，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黄江说：“他有他的追求。”可我知道，黄江迈不过去这个坎。他慢热得难以让人走近他心里，也同样难以让人从他心里走出去。黄江其实很可怜的。我在黄江很可怜的时候，很卑鄙地趁虚而入了。 黄江动情时很喜欢咬我的喉结，泄愤似的。我总是说，你跟我生什么气呢？大雁到了春天总是要走的，你藏它吃的也没用，这是它的天性。屁股放松点儿，你别难过了。黄江难得地委屈起来，喊一声“我没难过！”我一看，居然掉眼泪了，也不知是真难过，还是我弄得他疼了。 总是这样很别扭的黄江，在床上就变得很讨人喜欢。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性子，比如我。不过我是后来才喜欢上的，我是喜欢上黄江之后才喜欢上这种性子的。他在床上很讨我喜欢，在床下也是一样。 黄江这样一个被北方的冷风风干过的中年男人，身上居然还保留着一丝来自广东的潮湿，我看了很是喜欢，手轻轻一拨，那珠子就颤抖、溪水就潺潺，我说你这是广东的泉水，他笑着骂我：“你混蛋。” 他常常对我说，其实我们是亲戚，不应该这样的。我就同他说理，我说你知道近亲为什么不能交欢吗？因为近亲繁殖有可能生出畸形儿。我们一不繁殖，二也不是近亲，怎不怎样又有什么关系？他伏在我身上，掌心里掌握我心跳，说我知道，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情很奇怪，你是我表弟。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承认过我是他表弟，他只是拿我当他实习生的替代品，一个忠心耿耿的助手。倒了床上他倒学会哄人了，也不知是不是又拿自己当红灯区的婊子卖弄风sao。我恶狠狠顶他一下，他就从天上落下来，洒了我满身的银河。我说你看，你也没有多清高，他用屁股夹我一下，我于是翻身按住他，再进入下一回合。老不死的有时候在旁边看，他看不懂我们两个在干什么，却依然怀抱着很天真的好奇，总是不肯回避。黄江会被它盯得很害羞，而这时候我往往会干得更狠，有几回他被我顶得痉挛，好久了都没缓过劲来，老不死的还以为我欺负它妈，跑过来二话不说地叨我，把我从床上叨下来。我慌里慌张地提起裤子，拿擀面棍才叫它怕我，可它还靠在它妈身前，狗仗人势地大叫；黄江缓过来了，在它背后摇摇摆摆地笑。 我们三月末送走的老不死的，那天天气很好，黄江把它送走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玉米。“这是我先前藏起来的，没想到积了这么多。”他说，“今天还给它。”我看见他把玉米倒在地上，老不死的摇摇晃晃从队伍里走出来，亲切地叨着地上的玉米。好像是知道这是最后一口家里的玉米，它吃得格外的慢。黄江一面摸摸它的头，一面茫茫然地望着天。 我猜他想的是：老不死的飞上天以后，还认得出回家的路吗？ 可不论认不认得，它都要飞走了。黄江和我即将过上理想的二人生活，再也不用担心zuoai的时候被只大雁打断。 黄江走得很慢。我说，黄江，大雁都飞走了，别再惦记了。黄江回过身来，影子落在墙上，他说：“我惦记什么了？”我晃晃脑袋，扑过去揽住他肩膀。 “别再惦记了，”我说，“我跟你有血缘关系，锁着呢。我这辈子就没有春天了，一辈子陪你过冬天。” 黄江憋着一口气，憋到路口终于破功，跟我说：“谁说我惦记了？我早就不惦记了。咱俩一块儿过春天。”